余观易中天、于丹二教授之言讲，纷纷滔滔悬河几十节，听到头来却难知其所以然。
昔往有左思作《三都赋》为己作撰《序》有曰：“余既思摩《二京》而赋《三都》。”《二京》与《三都》首尾贯通，乃一赋也。而易先生之《品三国》无非是以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三国志》、司马光主编刘颁主笔之《资治通鉴》中后汉末与三国部分进行整合，既缺继往之言又无开来之志，于是余作定“考证不足、新意不多”应当不足为过。不知汤汤几十讲是何所云也。
而另于丹教授所讲，余更难知其所云。此《论语》是以汉前古文书为宗版还是以汉后今文书为宗版，只照其所言尚仍难以定论。论语既是贯通于《尚书》、《礼记》、《诗经》、《春秋》、《周易》之中，《尚书》为春秋前远古史之总典、《春秋》为春秋时代近史之总典、《礼记》为春秋前之社会伦理学之总典、《周易》为春秋前哲学之总典，于是与四书五经相并方能体解孔夫子之思想，于是本人不得不怅然于教授对四书五经之理解或多或少究竟是有几何。谨先从《尚书》来解，《尚书》分古文与今文之别，此别于教授当有所了解，《尚书》既为《论语》中理想社会之本型，那么于教授是从古文《尚书》开解的呢，还是从今文《尚书》开解的？如果孔夫子将《尚书》与《春秋》相类，那么《春秋》当是孔夫子对今世之哀叹，余再不知于教授对《春秋》又有几解。故凡《春秋》有五传，是为《左氏传》、《公羊传》、《谷粱传》、《邹氏传》、《夹氏传》，且《邹氏传》与《夹氏传》失佚暂且无从下谈，那末于教授对前三传有何见解？经清人考据且论据足以服人，《左氏传》非鲁人左丘明而为孔子弟子子夏之弟子吴起所著，于教授又有何高见？《左氏传》些许传不解经，何耶？《公羊传》、《谷粱传》些许内容传难以解经，于教又有何高见？据此难知孔夫子《春秋》大义怎能据此解释《论语》之大义耶？以鄙人拙见，《尚书》、《礼记》、《春秋》、《周易》乃孔夫子所言之硬道理也，《诗经》为解民言与官言乃众言、《论语》乃多为孔夫子之独到见解也——此二经乃软道理也，于教授对鄙人对此方面有存共鸣乎？古不见，《尚书》在否？《春秋》不明，今在否？今天下人尚难正名《尚书》与《春秋》，既已难存史之佐证，那么怎能晓知据史为鉴之《论语》所言呢？《礼记》与《周易》太过难懂，鄙人仅是略有所闻，不敢多作文字以为造次。既已难知古今、既考证尚无定 数，那么岂能容易在这二千多年后于众目睽睽之下以《论语》来教世人？
末了，余引两言以足人持之以为笑柄。先，《礼记·中庸》有云：“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后人总结之为：人一己百。即人家用一分力量，自己则用百倍力量。谓加倍努力之荐语。 后，又有成语“人欲横流”。人欲：乃是个人不好的欲望嗜好。横流：乃是泛滥之意思。凡形容社会风气败坏。宋人陆九渊在其《语录》中有言道：“后世人主不知学，人欲横流，安知天位非人君所可得而私？”
余观世之学者，莫不如老老实实作学问，不要搞不清楚许多事情之前抛头露面遭人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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